从晚清名臣曾国藩的仕途历程股票配资的最新消息,深入解读《曾国藩家书》系列第十六篇:
曾国藩堪称清代官场中的一股清流,即便后来位极人臣、封侯拜相,其日常生活依然保持着令人敬佩的简朴作风。这并非因为他缺乏敛财的渠道和机会,而是源于其崇高的政治理想——追求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。在曾国藩的价值体系中,物质财富从来不是他奋斗的目标,这种超然物外的品格在腐败成风的晚清官场显得尤为珍贵。
回顾曾国藩的仕宦生涯,其经济最为拮据的时期当属初入仕途、在翰林院担任从七品检讨之时。这个阶段的困顿程度,在其与家人的书信往来中有着生动详实的记载。道光二十二年(1842年)三月十一日,曾国藩在致双亲的家书中如此描述自己的处境确实相当窘迫,所幸每月尚能收取长沙会馆的租金十五千文,再辅以少量借贷,勉强可以维持生计。他在信中特别提到,京城的银钱周转相对灵活,借贷渠道较为通畅。这段文字真实反映了当时这位未来重臣捉襟见肘的生活状况。
细究曾国藩在京城的这段岁月,可以说是在借贷中度过的。作为朝廷命官却生活困顿至此,仍能坚守廉洁操守,这在当时实属凤毛麟角。学界对此现象存在两种主要解读:
展开剩余64%其一认为曾国藩当时官职卑微,仅是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,主要负责国史编修工作,手中并无实权,客观上缺乏敛财的条件。这种观点确实符合当时官场的现实情况,低品级官员确实难以通过权力寻租获取不当利益。
但更值得关注的是第二种观点:曾国藩是主动选择清贫,他宁可举债度日也不愿同流合污。即便在腐败盛行的晚清官场,像他这样的翰林官员其实仍有不少合法敛财的途径。当时通行的方式主要有两种:
首先是巧立名目举办各类宴席。当时官员们极尽所能地寻找各种由头设宴收礼——乔迁新居、纳妾添丁、寿诞庆典等,甚至有人一年要过两次生日。以曾国藩的翰林身份,若想借此敛财并非难事。但他深以为耻,不仅自己从不操办此类宴席,连同僚的应酬也一概谢绝。
另一种较为文雅的方式是出售书法作品。作为翰林院中的佼佼者,曾国藩的学识与书法造诣都颇为出众。在清代,专门有字画商人收购翰林墨宝以待升值,因为翰林出身的官员往往仕途光明。以曾国藩的潜力,其书法作品定能卖出好价钱。然而他同样拒绝了这条生财之道。
正是这种贫贱不能移的品格,奠定了曾国藩成为一代名臣的根基。在极端困顿的处境下,他宁愿借贷度日也不为金钱所困,这种操守在当时的官场堪称奇迹。这也正是曾国藩与庸碌之辈的本质区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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